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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老人的寄养生活

2018-07-05 06:59:12 来源: 浏览:7217次 评论:0

 随着老龄人口的日益增多,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乐成为了中国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。

2010年,隶属于湖南邵阳市民政局的宝庆精神病院,加挂邵阳市老年病医院牌子,2016年,养护楼建成,健康寄养科(下称“寄养科”)就设置在这幢楼内,与普通老年科接收失能老人不同,寄养科只接收尚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。宝庆精神病院寄养科工作人员透露,不到半年,住进寄养科的老人从48人增至现在的75人。主要是城镇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。

对于一个以工业见长的城市,居家养老的传统观念长期主导着这里,到养老院生活也只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事情。上述工作人员说,来寄养科养老的需求还在增长。

 

“这现在是家,得干干净净的”

聊一些陈旧的“八卦”成了老人们的日常生活

在湖南省邵阳市双拥路“邵阳市老年病医院”大楼前立着一块石台,上面刻着:邵阳市老年病医院、宝庆精神病医院。在这个挂两块牌子实为一家医院的楼内,住有75位老人的健康寄养科就在其中。

上海澎湃新闻报道,张桂芳和邓玉华住在养护楼一楼的“寄养科”。“你打的什么?”张桂芳一头银发盘在脑后,圆脸庞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,瞅着桌上一摞牌问坐在对面的邓玉华。邓玉华歪着脑袋,紧皱眉头思考了3分钟才从手里缓慢地抽出一张牌,“小3,这张没得一样的”。“不要说出来,插插看也能生胡子。”张桂芳看看自己的牌,嘀咕道。

今年5月13日是母亲节。这天上午,张桂芳和邓玉华靠在窗旁打字牌。她俩年纪相仿,今年都80岁。50年前,她们是邵阳市制药厂的同事。

张桂芳和邓玉华时常这样坐在窗口打牌,有时玩上一下午,有时能玩一整天。“我们不打钱的。没事干,就玩这个。”张桂芳话音未落,邓玉华接过话去,说道:“自从来寄养科,跟着张桂芳学会了打牌,这一天过得飞快。”

据邵阳市政府统计,截至2017年末,邵阳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是79.66万人,占总人口10.8%。目前,邵阳市已经拥有近3万张养老床位,但硬件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,仍未能满足当地的养老需求。

早上6时左右,音乐一响,老人们陆陆续续从房间里走出来,稀稀拉拉呈散落状地站在大厅里。张桂芳做完前半套动作便回房了。洗完澡,她从柜子里取出两只保鲜盒,里面装着前一天早上领来的馒头和剩菜,拿去餐厅的微波炉加热后,端回房间吃。“我每天七时一定要吃早饭。”每天的一日三餐,护工们都会准点送到房门口。张桂芳大口啃着馒头,为了不打破自己多年的习惯,她想到了这个办法。

邓玉华表示:“房间的卫生都是张桂芳承包的”。他们所在的楼层只配了两名护工,除了负责送三餐和开水来房门前,平时还帮老人做卫生、洗衣服。张桂芳想着身子目前还能动,房间也不大,便总是自己动手清理房间、手洗衣服。她说:“这现在是家嘛,得干干净净的。”

“养护楼”的第九层开设了阅览室、健身房和书画室。阅览室里除了最新的报纸,还有一些老年人爱看的养生书籍,健身房里摆着一张乒乓球台和几台跑步机,只是好像少有人光顾。

聚在一起,聊一些陈旧的“八卦”成了老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“当时主任安排亲戚来厂里工作,就挂了名领工资,根本没见过人。”曾爱莲说话时,总爱眯着眼笑。“不只是她,还有之前那个老师”,邓玉华接过话说。“老师来过的,我都见过她”,一旁的张桂芳抢过话说道。而罗永清不爱表达,坐在一旁听。

罗永清、曾爱莲都是张桂芳和邓玉华邵阳市制药厂的老同事。五十多年后,没想到同样遭遇晚年丧夫的四人,在寄养科里成为了邻居。四个人坐在张桂芳和邓玉华的房间里消磨时光。年轻时共同的工作经历是几位“老相识”平日里最常谈起的事儿。

“在家没人说话,好像个哑巴。我们老人家聊天就是这样,过去的事反反复复地讲,年轻人几个爱听。”张桂芳说,好在生活在寄养科,这种相互陪伴正也消减了孤独。

2009年丧偶后,邓玉华一直围着各种保健品打转。她每天早出晚归,就为了参加售卖保健品的商铺开展的各种讲座、理疗、参观活动。“我大概花掉了一套房子的钱,用来买那些东西。”她说着,也觉得自己有点可笑,“我知道那些没什么用,但买了他们的东西,我就有事干。他们天天给我打电话,问这问那。”

张桂芳和邓玉华都觉得,“住在这比在家里强多了。”张桂芳看看邓玉华,笃定地说道:“我们说好了,今年过年都不回去了,就在这儿过。”

 

“不习惯住儿女家,住电梯房就跟坐牢一样”

“老伴临走前跟我说,要我早点去住养老院,这样晚年生活能幸福点”

张桂芳们在这有了自己的圈子,日子也变得没那么难熬。但孤独仍主导大部分老人。今年5月12日,乌云笼罩,空气闷得让人想大口喘气,张桂芳和几位老人闲坐在养护楼后的凉亭里。

上海澎湃新闻报道,“说老奶奶好”,一位中年妇女的声音打断了在凉亭里聊天的老人。大家随着声音的方向看去,只见一位中年妇女手上抱着个一岁大的孩子,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人。

等两个人走近后,张桂芳才认出是自己的儿媳妇和孙媳妇。

“好久没看见小宝宝了,还认识老奶奶吗?”张桂芳笑着抓住孩子滚圆的小手。

“妈,今天是妹妹他们家孙子百日宴,我们来接你去吃饭。”

“怎么没提前告诉我?我之前算过,应该是明天,你们算错了。”张桂芳有些抱怨,一边说着,并没有起身。“奶奶,车子在那边等你了。”张桂芳的孙媳妇一边说,一边指着停在养护楼旁的黑色轿车,张桂芳看到孙子站在车旁,这才起身挪出凉亭去。

张桂芳有一儿两女,2013年,在卖掉自己的老公房后,她和老伴儿轮流在子女家里住。2015年,老伴儿去世后,更多时候她住在大女儿家。“有一天,女婿问我,你为什么老爱住我家呢?我家好住些吗?我当时就跟他说,就是好住些,你还能把我怎么样?”张桂芳说得理直气壮,但她知道“人老了被嫌,自己脾气也大”,在子女家住定不会是长久之计。她还清楚地记得:“老伴临走前跟我说,要我早点去住养老院,这样晚年生活能幸福点。”在来寄养科之前,张桂芳住在儿子家。2017年5月,儿子家添了孙子,四个月后,“因为带小孙孙和媳妇产生分歧”,张桂芳决定搬出儿子家,住进养老院。

与张桂芳的处境不同,室友邓玉华丧偶后,曾独居过六年。2015年,一场电路起火将她的屋子烧得乌黑,实在没法再住人,她才答应了大儿子搬过去一起住。去年,邓玉华的大儿子搬了新家,她不愿再跟着搬过去,便提出来要自己去住养老院。起初,她的四个儿女都不能接受母亲的决定。“小女儿说,他们兄弟姐妹四个又不是养不起我,干嘛要去养老院。儿女怕人说闲话,但我不习惯住在他们家,住电梯房就跟坐牢一样,我是个爱出去走动的人。”住在大儿子家那段时间,儿子、媳妇忙生意,都很少回家吃饭。邓玉华说:“在家,我也总是一个人”。

中新网报道,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2年发布的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》显示,在中国居民的养老计划中,依靠子女养老的居民占比呈下降趋势,在“50后”“60后”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7%、31%、25%和19%。可见,父辈对子辈养老责任的依赖有代际差异,随着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、个人自主独立意识的提升,“靠子女养老”的传统观念转变,个人养老责任意识增强。

 

“我们就像是被社会遗弃的垃圾”

养老机构急需配备心理咨询师

张桂芳下定决心要搬去养老院,儿女没有反对。去年8月,她和家人一同在邵阳市城区四处考察养老院。

上海澎湃新闻报道,张桂芳考察工作做得很细致,居住条件是考察的首要指标。张桂芳先看了一家民营养老院,能接纳四五十人左右,每月费用在1000元(人民币,下同)左右,但 “根本没法住”。她回忆说:“上完厕所按马桶不出水。”管理人员对她解释说,住在这里的老年人大多不会用马桶,所以才关了水闸,每天他们负责冲洗一次。“你说那个房间,气味是多么难闻啊。”张桂芳一边说着,一边摇头瘪了瘪嘴。

家人又陪张桂芳实地考察了市福利院新修的养老科。“我有意提出要去洗手间上厕所,打开水龙头,结果发现只有冷水。院方告诉我,这是新装修的房间,热水还没入户,洗澡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去楼道尽头的公共浴室排队,马上就是冬天了,房间里没热水,这日子没法过。”

张桂芳最后选择了宝庆精神病医院的“寄养科”。精致的布置让张桂芳觉得“这里像宾馆”。

寄养科的每间房都单独配备了设置浴室的厕所,屋内铺着木地板。两人房室内放着两张单人床,除了电视,还有简单的家具,包括衣柜、储物柜和两只床头柜。

相对市福利院,宝庆精神病医院离邵阳火车站只有一公里左右,地处中心城区,交通也更加便利。“住在城里,家人探望方便,也不至于把我忘了。”从张桂芳儿子家开车来医院一刻钟,这样的距离让她觉得,“虽然离开了家,但还存在于在他们的生活里。”

选择养老院,费用也是重要的考虑项。寄养科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差不多是2040元,这笔费用包含了900元床位费、600元护理费、420元伙食费和120元空调费。张桂芳每月2300元的退休金能保证自己在养老院的开支。经济独立是在这里生活的老人能自主决定养老方式的重要前提条件。但这家医院目前提供养老服务也并非没有不足之处。医院被四周林立的高层住宅围住,新建的养护楼和家属院占去了仅剩的空地,留下的公共活动空间并不宽裕。尽管如此,但张桂芳还是坚持要去养老院生活。因为通过几次实地考察,她发现要找一家心仪的养老院并不容易。

虽然和一些同龄人住在一起,但对张桂芳这样的老人而言,其心理健康仍然堪忧。“我们就像是被社会遗弃的垃圾”,宝庆精神病医院“寄养科”的老人常用这样的比喻来自嘲。无用的心理,以及对死亡心口不一的态度,使得这里在快乐表象之下阴郁隐约可见。然而,现在养老机构对这样的老人心理的干预还远远不够。

中央党校科社部青连斌在对中国421家养老机构调研后发现,54.6%的养老机构没有配备心理咨询师。他在报告中指出,一些规模较小的养老机构,工作人员身兼数职,既是管理人员,又是护理人员。

 

·分析·

养老变身“坑老”? 非法集资陷阱多

中国正在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,老人对优质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。但与此同时,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现象屡有发生,一些证照齐全的“明星级”养老机构也卷入其中。它们以养老产业为幌子,把慈善事业当秀场,通过虚假温情玩套路,让养老变身“坑老”。

有媒体近期走访了部分陷入非法集资漩涡中的老人,其中一些人变卖房产已无栖身之所,有的怕子女担忧迟迟不敢告知真相。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底,江西两家“明星级”养老机构——江西老庆祥阳光社区、天地自然养生庄园也因涉嫌非法集资陷入瘫痪。截至2018年5月中旬,两起案件累计接待报案民众超过4000人,报案金额超过5.4亿元(人民币,下同)。

70岁的冯某曾是一名司法官员,办理过多起非法集资案件。“没想到自己也栽了!”去年8月,他花费10万元在江西天地自然养生庄园养老。今年4月,企业负责人李国建突然卷款逃亡海外。76岁的上海老人殷某称:“在老庆祥交了钱,还没等我入住它就倒了;半年之后换成天地自然,住了20天不到也倒了。”

“我主动提出到养老院养老,就是不想给子女增加负担。这些钱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,被卷走后根本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们开口。”79岁的邓某在上海一家工矿企业退休,每月退休金约2000元。和部分被骗的老人一样,他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。北京《半月谈》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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