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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振宁先生谈第二次婚姻:我一生非常幸运(图)

2018-09-30 00:39:07 来源: 文汇学人 浏览:6826次 评论:0

杨先生曾经多次承认,自己非常幸运:从天赋、家庭、教育、事业,以至晚年第二次婚姻都莫不如此。但我想,他觉得一生最幸运、最高兴的事情,应该莫过于见到中国终于脱离屈辱,而日益富强起来。他在八十五岁的时候将自选文集定名为《曙光集》,又在九五高龄将现在这本文集定名为《晨曦集》,这都是要表明中国已经度过漫漫长夜,行将见到旭日东升。



将近二十年前,在杨振宁教授荣休的学术讨论会晚宴上,杨先生的老朋友戴森(Freeman Dyson)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,将他称为“保守的革命者”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虽然破坏了宇称性守恒的思维结构,却建立起由数学对称性支配的非阿贝尔规范场,那日后成为物质结构根本理论的基石;此外,他虽然终身从事西方科学探索,却仍然服膺于中国文化传统。所以,“革命领袖可以分为两类:摧毁的比创建的多,建立的比摧毁的多。无疑,杨是属于后一类的革命者,……他爱护过去,尽可能少摧毁它”。这话讲得非常中肯,因此深受杨先生欣赏。

  戴森所谓“保守”,并不等于固步自封或者墨守成规,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设、改良,稳步前进之意,这从杨先生和夫人翁帆最近合作编著的 《晨曦集》(分别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和新加坡八方出版公司出版)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集子里面的24篇文章刚好分为三部分:第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演讲、文章和座谈记录;第二部分是他对媒体发表的谈话和家人对他的印象、观察;最后则是学者(包括他的学生)和作家对他的回忆、观察。从这些文章我们得到的整体印象便是,杨先生一辈子讲求进步创新,在见解上却极其稳重、谨慎,甚至到了独排众议,乃至得罪同行的地步。

  最显著的例子,自然便是他基于经济和发展程度理由,坚决反对中国造大型对撞机。为此他曾经数度和国内外众多高能物理学家以及相关学者激烈交锋,《晨曦集》收入的(文章编号16e)仅是其中一篇而已。我们绝对想不到的是,远在四十六年前回归中国之初,他就已经在一个大型座谈会上,为同类问题对高能物理学的年轻学者大泼冷水(72a)。当然,更令人惊讶的例子,是他在1980年国际座谈会上对着一众顶尖理论物理学家宣称 (高能物理学的)“盛宴已经结束!”那句令人震惊的话(A00g),以及早在1961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讨论会上对 “未来基本理论”要“敲一下悲观的警钟”,“加入一些不谐的声音”——那时他还不到四十,风华正茂,离规范场理论被重正化,和粒子物理学“标准模型”的建立、验证还有十几二十年!杨先生刻意提起半个多世纪前他这表面上并不中肯的预言,是要强调,物理学还有大量“底蕴”有待发掘,例如量子力学的波束塌缩、场论的重正化、粒子的质量谱系等根本问题之彻底解决仍然极其渺茫,甚至可能永远悬疑。因此他强调,“我不是悲观,我只是务实”(15a)。而务实,应该说是“保守”的最高境界吧!这种态度不仅见于他所反对的,也同样表现于他所赞同的发展方向。像他在清华高等研究院大力倡导凝聚态物理学(A17n),鼓励余理华回国协助建造自由电子激光实验室(A17o),两趟忠告赵午转向加速器物理学 (A17q),以及对激原子束的高度重视 (A00g)等等,都是务实态度的最佳例子。

  当然,杨先生的“保守”表现得最透彻之处是晚年的落叶归根。他早年远渡重洋奔赴新大陆,投入物理学的广阔天地之后成大名也饱受西方观念熏陶,在那边辛劳大半辈子更且加入了美国国籍,但终究还是要回到神州大地来方才能够心安理得(A17c)。也唯有如此,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才得以从多个不同方面落实,对中国前途的关注才得以尽心尽力。而回归之后,他的忙碌奔波主要还是为了推动物理学发展和教育改革。在这两方面他都很冷静地看到也指出了中国的落后和困难,但和许多致力于“批判”的知识分子不同,他同时也看到了中国体制的长处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希望 (A11q,A86k)。当然,在这些高度复杂的问题上他的见解未必完全正确,但他采取的,却无疑是一种最务实也最保守的态度。

  2 016—2017年间阿尔法围棋软件打败了所有人类顶尖高手,轰动一时。和许多其他人一样,我因此对人工智能发生极大兴趣,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它就有可能彻底改变世界。但杨先生对这个观念却完全不能够接受。他认为,即使再过半个甚至一个世纪,人工智能恐怕都还赶不上一个小孩子的头脑,它大概永远不会能够和人类比肩。“现在不是都热衷于人工智能吗?这些东西离小牛跟它母亲之间的复杂关系,那还是差得很远呢!”他如此保守的态度到底是从何而来呢?归根究底,就是来自对于大自然的敬畏:“我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把所有的宇宙的复杂的结构都完全了解,……因为人是有限的,而宇宙是无限的,所以没法能够完全了解。”

  他这句话自然立刻就让我们想起牛顿晚年的喟叹来:“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看我,但对自己来说,我像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小孩子,以不时找到一些特别光滑的石卵或者漂亮的贝壳自娱,而整个真理的大洋就躺在我面前等待发现!”当然,杨先生经常提到的牛顿同样是一位极其保守的革命者。他必须革命,因为要建立跨越空间,无远弗届,无物能够阻挡的万有引力,便要打破当时已经牢牢地建立起来的笛卡尔“机 械 世 界 观 ”(mechanical philosophy),其核心观念便是,物体必须相互碰触才能够传递力量。然而,他又极其保守,认为当时流行的代数方程式过于繁复抽象,自己发明的 “流数法”(即微积分学)又不够严谨,所以宁愿选择自古流行的几何证题方式作为他毕生巨著 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的论证和推理工具。甚至,在宗教上,牛顿也同样是个保守的革命者。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研究,判定教会奉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“三位一体”信条为根本错误,另一方面又坚信科学定律只会彰显上帝之大能,《启示录》所预言的末日必将来临,彗星则可能是上帝用以毁灭地球的非常手段!

  杨先生曾经多次承认,自己非常幸运:从天赋、家庭、教育、事业,以至晚年第二次婚姻都莫不如此。但我想,他觉得一生最幸运、最高兴的事情,应该莫过于见到中国终于脱离屈辱,而日益富强起来。他在八十五岁的时候将自选文集定名为《曙光集》,又在九五高龄将现在这本文集定名为 《晨曦集》。如在此书“前言”所说,这都是要表明中国已经度过漫漫长夜,行将见到旭日东升的意思。

  同样,牛顿也极其幸运,可以说比杨先生还幸运得多。他生于殷实务农之家,寡母不解他的志向,却由于中学校长和舅父的斡旋,得以进剑桥圣三一学院。当时大学暮气沉沉,毫无学术气氛,教师大都尸位素餐,他却碰上校内唯一有理想有学问的教授巴罗(Isaac Barrow),遂由于后者的赏识和另一位熟人的提携,得以留校当院士;不久巴罗更另谋高就,退位让贤,他接任之后不问世事,专心闭门治学,以迄成就大业。这连串的碰巧,不是受到幸运之神的额外眷顾是什么?更不可思议的是,在他出版《原理》之后短短一年,英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政治巨变,举国痛恨的信奉天主教的国君被逐,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被迎立为王,那就是众所周知的“光荣革命”。牛顿在大学里向来孤僻耿介,独善其身,此时却萌生兼济天下之志,出来竞逐剑桥国会议席,并随即当选,谅来他其时心情,当不止于见到曙光或者晨曦,而是天的大亮了!事实上,自此英国也就一帆风顺,在科学、文化、经济、政治、外交等各方面蒸蒸日上,以至成为欧洲最先进和强盛国家——当然,那还有待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方才能够实现。所以,杨先生很谨慎地以晨曦来形容他所见到的今日中国,是非常之恰当的。

  我们无法知道,就对中国的长远期望而言,他的幸运是否也会及得上牛顿。不过,在全球化浪潮铺天盖地的冲击下(它目前在许多国家所激起的抗拒恰好说明其力量之庞大),届时国家之间的竞争将蜕变成何种形态,甚至这种竞争是否仍然有意义,恐怕就没有人能够预见了。

  (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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